　　他又是我国历史上最坚信佛教的皇帝，自称“三宝奴”连皇帝也不想当，一心想出家当和尚。在他执政期间，为了宏扬佛教，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立佛教为国教，在全国大建寺庙，广收僧人，推动佛教在全国广泛发展。理政之暇，早晚都到同泰寺礼佛诵经。《梁书．武帝纪下》载：梁武帝“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这是中国佛教寺院设“无遮大会”的最早记载。（举办“无遮大会”的目的，主要是布施。同时，也是佛教界讨论教义，辩析疑难、深研佛法，破斥外道与邪说的重要场所）他在寺内讲佛时，完全放下皇帝架子，以普通僧人姿态，带头遵守佛门清规戒律。甚至独对青灯古佛“刺血书经，坐禅不食”礼佛达到了“无我境界”。并著佛教书籍数百卷，曾作《会三教诗》：“穷沅无二圣，测善非三英”所谓无二非三就是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二是严格按照佛门弟子戒律要求，自觉过清苦僧人生活。他做皇帝后就自觉地将皇帝的种种奢侈生活享受取消，完全按照大乘佛教戒律长斋素食，即使参加重大祭祀活动和朝庭举行盛大宴会也只食蔬菜，不吃肉、禽、鱼、蛋，更不准饮酒。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坚持做到一天只吃一餐菜羹、粗米饭。身上穿的是布衣，一顶布帽戴三年。床上挂的是木棉制的黑纱帐，一条布被盖二年。三是利用皇帝权力将佛教理论和佛教生活方式向全国人民普及和推广，例如放生和素食，是佛教徒主要的宗教实践活动，《大智度论》卷十三说：“诸罪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不杀生作为戒律之首。他联系实际下令全国僧人一律不准吃肉（印度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僧人一直是允许吃肉的）开创了中国僧人素食的先河，中国僧人从此一直坚持素食直到现在，这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印度佛教僧人生活方式根本不同的区别之一。他想，不准吃肉当然就不会杀生，从制度上根本落实了戒律的实行。同时在全国推广和提倡素食，从而保护了珍稀动物繁殖和发展，促进了生态平衡，对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四是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史载：他执政期间非常重视人权，把佛教“众生平等”思想作为自己施政的理念。对人的生命极为珍惜和尊重。他下诏规定，凡是死刑案件，犯人不服允许上诉申辩，必须经他亲自审阅批准后，才准行刑，任何人都没有杀人权。这就减少和避免了许多冤假错案。据说，每当他审阅这些死刑案件时，心情非常沉重、满怀慈悲、怜悯之情，甚至涕泣、关爱生命、溢于言表。

　　梁武帝信佛做的最为惊人的事就是他不顾大权旁落、不顾社稷安危、不顾朝臣反对，四次舍身同泰寺（即现在南京鸡鸣寺）甚么叫舍身？就是不仅舍弃皇帝的权威和尊严，不当皇帝，而且舍弃自己的肉身，去庙里当和尚（应该说是最彻底的舍弃了）。他的这个惊人之举，确实给满朝的大臣出了个难题，从古到今，那有舍弃千万人梦寐以求的皇帝不当，去做和尚的呢？好在朝里做官的都不是俗人，官做得越大，脑子越灵、城府越深，越是工于心计：这皇帝老儿不当皇帝当和尚到底安的甚么心？如果是退位或禅让他又没有公开宣布接班人呀！看来他皇帝还是要当的，也许可能是对大臣们的考验？我宣布不当皇帝，看你们怎样表演？如有异心，不就露馅么？于是那些素以“谨慎”著称，老谋深算的大臣就想出了个万全之策，既然陛下的肉身已舍给同泰寺了，但为了国泰民安，天下苍生幸福，只好用钱来向同泰寺赎回来，这样做不仅梁武帝有面子，同泰寺也乐意，因为拿到这笔钱可以更好地发展佛教事业。说实话，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真实用心是甚么？这是个千古奇谜，古今多少聪明人都猜不出谜底，我们当然无能让古人说话，所以只好存疑，唯一希望，看来只有梁武帝自己知道了。

　　因为梁武帝按照佛教经典理念治国，采取了许多关注民生、为民谋福的政策和措施，使全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呈现一片团结，祥和局面，这片祥云甚至飘到了海外。正如宋代圆悟克勤在《碧岩录》第一卷中说的：“达摩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而来”意思是说，达摩在印度了解到大乘佛教在东土传播的盛况，甚为高兴，于是渡海东来了。

　　菩提达摩（528或536）简称达摩，亦作“达磨”南印度人，中国佛教禅宗初祖。禅是梵文DbYane的音译“禅那”的略称，原来意译为“思维修”，“弃恶”，后通常译作“静虑”：“定”指心专注一境而不乱。说到禅宗，如果寻根探源，就得从佛教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这个佛教故事讲起。据说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王舍城灵鹫峰上主持法会，千万人众，齐聚世尊座下，以求开示。世尊只是扬起手中一枝金色毕钵罗香花，默然无语，大众茫然不知佛意，唯佛十大弟子之一的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世尊慧眼观看，当即对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作偈云：“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法会以后，世尊携迦叶到多子塔前，命迦叶登上法座，将金缕僧伽梨衣披在迦叶身上。一再嘱咐，汝当护持、传付将来、勿令朽坏。这就是佛教禅宗“衣法双授”的传法典故。摩诃迦叶遂成为西天禅宗的第一代祖师，代代相传，菩提达摩是西天禅宗的第二十八祖。

　　达摩渡海来到中国传播印度佛教禅学，他带了一件棉布袈裟，说是禅宗祖传传法凭证。达摩禅学精髓是将原来印度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小乘禅”、“大乘禅”的复杂繁难的禅定方法简化，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修行方法。理入亦称“壁观”或“坐观”，即面壁静坐，以达到“舍伪归真”、“无自无他”的境界。相传达摩曾在少林寺面壁静坐九年，终日默然，时人称为“壁观婆罗门”。行入包括“报怨行”（放弃一切反抗心理）、“随缘行”（放弃辨别是非心理）、“无所求行”（放弃一切要求和愿望）、“称法行”（依照佛教教义去行动），认为这样就可达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达摩是在梁普通七年（526年）九月二十一日渡海来到梁朝广州的，当时的广州刺史萧昂也是个佛教徒，对达摩到来热烈欢迎，并及时奏报梁武帝，梁武帝听说达摩是印度佛国来的高僧，极为高兴，立即下令要萧昂派人护送达摩来南京。普通八年十月一日达摩抵达南京，稍事休息后，梁武帝亲切接见了他，对古印度佛教和禅学共同进行了探讨，许多佛教典籍对此都有记载，现将《五灯会元》中一段话，摘录如下：

　　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

　　达摩与梁武帝论禅这段话，以我对禅学的肤浅理解，认为主要有以下五层意思：一是梁武帝问达摩，我自从当了皇帝后，写佛经，造佛寺，培养发展僧人，不可胜计，同时还多做善事，广结善缘，净身持戒，敢问有何功德？按照世俗看法，应该是有大功德的。普通信众那怕在佛寺功德箱内投下一文钱，都说有功德，何况梁武帝投入那么多钱财?!出乎常人意料的是达摩竟说：“这些并没有甚么功德”。二是梁武帝大惑不解，于是质疑问道：“何以没有功德？”这就关系到对“功德”这个概念的理解了，达摩说：“这些只是世间的福德，因为福德与功德不同，外修诸事的有漏善只是福德，倘若不能自己内证得自性即是无功德。”因此，布施、念佛、造寺等，虽然都是做善事，都能得到因果福报，但单有福报而无功德。终不可能出离生死苦海，正如禅宗六祖惠能《坛经．忏悔品》中说的：“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又怎能成佛呢？三是梁武帝接著追问：“甚么才算真功德？才能修行成佛？”达摩说：“真正的功德是“净慧智圆、体自空寂”就是说能自见真如自性就是功，能视一切众生平等就是德，念念之间没滞碍，常见真如本性、本自具有的真实妙用，这就叫功德。功德原本在法身中，不在修福的事上求。一句话：心即是佛、佛在心中。功德是要靠内心修炼、明心见性、方成正果。心若背觉合尘即是众生，心若背尘合觉即是佛，从而达到精神永驻万劫不变的最高境界。四是梁武帝又问：“得道高僧至高无上的真理圣谛，第一义谛的境界是甚么”？达摩说：“境本非境，界亦无界，世界本是空廓无相，也无圣道存在的境界。”五是梁武帝听了茫然不知所云，于是咄咄逼人直问达摩道：“既然无圣，那么现在与朕说话的人是谁?!”他那知在达摩眼里“本来无一物”那里有甚么皇帝?!虽然如此达摩还是菩萨心肠，因势利导，指点迷津的说道：“不识”多么充满禅机智慧的回答呀！意思是说：我本非我，你亦非你，世界本来便是空寂、圆融、清静、妙密的无相。《金刚般若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梁武帝如能感悟到这个层次就功德圆满了，可惜梁武帝执著有为，心存邪见，不识真正法性。达摩此时自知无法度化这位皇帝，于是告别回驿馆。

　　达摩在金陵逗留了几天，在“萧寺”墙壁参观了著名书法家萧子云所书的飞白书法“萧”字，他在壁前观摩了半天，深为中国书法的神奇震撼。随后悄然走出城去，来到长江边，只见秋风阵阵，岸边的苇子在风中起伏不定，他随手摘下一根芦苇抛向江中，飞身向江面一纵，双脚恰好落在那根苇杆上，只见那苇杆好似一只小船，乘风破浪的向江北驶去。

　　达摩脚踏苇杆，眼望江水，不禁想起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临别给他的示偈：“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去年在羊城登岸，今日暗渡长江，果如师父所言了。

　　梁武帝经过几天静思后，稍有所悟，于是派人来请达摩。来人来到驿馆，不见达摩，说是往江边去了。追到江边，只见达摩双脚踏苇、神定气闲、长袖随风、飘然已到江中，知道来迟一步，追悔莫及，从此留下了“达摩一苇渡江”千古神话。

来源：香港佛教月刊583期 2008年12月作者：涂继文